佛山律师网  来源: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关于新增商事案件及票据、信用卡纠纷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省法院粤高法(2011)3号明传的要求,我院对2008年以来新增商事案件以及票据、信用卡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相关情况如下:
  一、新增商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审判特点
  2008年以来,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新类型商事纠纷案件数量不多。如:顺德法院受理的一起股民起诉上市公司要求查询公司账册等材料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南海法院、禅城法院先后受理的储户所持银行卡内存款被冒领因而起诉发卡银行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将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品经营相关证件提供给他人使用的基础上将药店转给他人承包经营并收取一定承包费的经营合同纠纷案件。此外,诉讼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如今也逐渐诉至法院,略有抬头之势。
  从整体情况来看,近三年来的新增商事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当事人之间争议大,案件上诉率高。前述新增商事案件,除一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涉案标的高达五千万元外,普遍在基层法院一审受理,但几乎每个案件都有一方或者更多的当事人不服上诉至二审。由此反映出,这些新增商事案件的争议比一般商事案件的争议相对要大。
   (二)社会关注度高,案件调解难度大,普遍调撤率低。正因为这些案件争议颇大、敏感度高、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不同层面的高度关注,导致当事人之间更势同水火,难以静下心来共商调解事宜。例如,我院二审审结的一宗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该案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涉案代理合同的约定违背委托合同的性质,有悖于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故为无效。律师所不服上诉,当地律师协会在二审期间也向我院致函,提出涉案代理合同文本是该协会汇集当地广大律师的智慧和专业知识,参考其他省市律师协会制定的诉讼代理合同,并结合当地律师执业具体环境而制定的标准文本,并不存在条款无效的情形。如此一来,律师所的底气更足且不屑调解,而委托人这边的抵触情绪则更浓了,动辄就喊强权干扰司法。案件调解难度之大,可见一斑。鉴于该案触及整个律师行业利益的敏感性,同时涉及律师协会制定的格式合同条款效力,故我院在充分听取了当地司法局、当地律师协会的意见建议后,对内集思广益,最终妥善处理了该起敏感案件。
    二、新增商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及应对
    近三年来,我市两级法院对新增商事案件审理中存在不少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现几经研究讨论,我市两级法院对部分问题的处理基本形成了倾向性意见,初步统一了裁判尺度。
   (一)诉讼代理合同中有关“委托人单方解除合同不得要求退还律师费”的约定是否有效问题
    判断合同条款的效力,要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具体当首推第5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争议往往就发生在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行政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原则上不要否定该约定的效力。但在处理时要考虑律师付出的劳动量、完成的工作成果和律师费的数额,对于律师已收取的高额律师费,可根据公平原则进行调整。因为:(1)委托代理诉讼是以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合同成立与履行的条件,而信任关系具有一定的主观任意性,只要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有无理由在所不问,也不管委托事务的处理程度如何,均可以随时单方解除合同,正因如此,《合同法》第410条中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赋予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据该条规定,委托人依法可以无故解除其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2)委托合同因委托人行使解除权的法律后果。委托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法有权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必须承担因委托合同解除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或民事责任。一是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合同法》第405条中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依照该规定,委托合同的解除不是由于受托人的过错,委托人原则上支付的报酬应与受托人完成的委托事务相适应。据此,委托合同提前解除后,受托人未完成的委托代理事务所对应的报酬,委托人无须支付。但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报酬的数额另有约定的,应依照约定。二是赔偿受托人的损失。依照《合同法》第410条:“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如果委托人解除委托合同,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应根据委托人对合同解除是否有过错而决定是否应当赔偿受托人的损失。换言之,只要委托人解除委托合同且对合同解除没有过错的,那么委托人就不对受托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反之,委托人解除委托合同且对合同解除有过错的,应承担受托人的损失赔偿责任。受托人的损失必须是为完成委托事务而支出的费用,如异地调查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委托合同约定的报酬不应当成为受托人所遭受的损失而由委托人赔偿。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的意见是:委托合同的建立是以双方当事人的相互信任为前提的,这种信任若发生动摇,委托合同也随之丧失了存续的根基。由于委托合同的报酬是履行委托事务的对价,委托事务尚未履行的,受托人不得请求支付,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受托人只能对已完成的委托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报酬。对于委托人单方解除合同可否要求退还律师费,要审查已经收取的费用的数额是否合理,是否与受托人完成的工作相适应。如果将全部报酬作为受托人所遭受的损失而由委托人赔偿,就会使当事人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形同虚设。因为委托人如果不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是坐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还能获得受托人的处理委托事务成果;委托人如果行使合同解除权,仍要赔偿与委托合同履行完毕相同的报酬损失,却不能获得受托人的处理委托事务成果,委托人当然会选择不行使合同解除权。从这个角度讲,律师事务所将约定“不得要求退还律师费”,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诉讼代理合同属于《合同法》分则中的“委托合同”之列,《合同法》总则的规定适用于分则。“委托人单方解除合同不得要求退还律师费”的表述实际上等同于“委托人单方解除合同应当赔偿受托方相当于约定律师费的数额的经济损失。” 故该不该退还律师费以及退多少,可依照《合同法》第114条进行调整。
   (二)约定将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品经营相关证件提供给他人使用并收取一定承包费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关于上述药店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有意见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合同符合该法条规定的情形,才会造成合同无效。若药店承包合同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签订,内容即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指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特指“法律”、“行政法规”。而药店承包合同所违反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分别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发布,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所以,药店承包合同不因违反上述两份部门规章而导致无效。若药店承包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法院应认定药店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
    但我们认为:药店承包合同约定,发包人将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品经营相关证件提供给承包人使用并收取一定的承包费。该约定违反了我国《药品管理法》关于禁止买卖、出租、出借许可证的规定。法院若认定药店承包合同有效,则变相支持上述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助长社会上违法现象的发生,允许并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承包人经营销售药品,无疑是威胁社会公众身体健康的一颗定时炸弹,实属不当。因此,我们倾向认定药店承包合同无效。造成合同无效,一般来说,当事人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无效后,双方当事人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当各自返还。如果合同签订后药店已经由承包人经营,并使用了药店的设备、装修,那么,法院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酌定承包人除应承担商铺租金、水电费、垃圾费外,还适当参照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向发包人支付相应的费用。
   (三)储户所持银行卡内存款被冒领是否由发卡银行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储户向银行取款的凭证是存折或者银行卡及密码,前者是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中保存客户身份账户信息的载体,后者是储户事先设定,在保密状态下保存于金融机构电子网络系统,是身份识别的电子签名;在办理取款业务时,二者缺一不可。作为金融机构,银行负有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责任,其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的技术设备,有效甄别客户身份是银行的基本义务。同时,凭密码支取款项是储户存款被支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密码是储户设定,他人无从得知。各大银行在其银行卡章程中几乎都规定,银行卡仅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持卡人作为银行卡的合法持有人,拥有对银行卡的绝对控制权,同时作为储户,也应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防范因银行卡丢失、被盗用所可能造成的金钱损失风险。
    实践中,关于储户存款被冒领的责任分担。我们的意见是:银行首先对其发放的交易工具及据以运作的交易系统有妥善管理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其次,储户在银行卡上设立自己掌握和控制的密码,是保障储户存款安全和防范犯罪的关键一环,但对于银行卡密码泄露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储户有过错的,一并担责。根据《合同法》第120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若银行未能识别“克隆卡”,储户也存在高风险用卡行为,我们倾向认定双方违约,然后根据双方违约程度酌定责任分担比例。举例说明:银行ATM机录像资料反映,取款人使用的银行卡与储户开立的银行卡外观明显不一致,则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使用“克隆卡”取款,银行未能识别克隆卡,未履行其对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来说,银行卡在开户时泄漏初始密码的可能性不高,不能排除储户自身使用银行卡过程中账户信息、密码保管不善而被他人利用。若储户曾将其银行卡的卡号及密码交由他人使用,无疑大大增加了案涉银行卡密码等信息被泄露的可能性,亦超出了现有条件下发卡银行对储户帐内资金实行有效、合理监管的能力范畴,故储户应为其未能妥善保管密码导致款项被支取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新增商事案件的成因分析及应对措施、建议
   (一)成因分析
    1、委托人诉请解除合同、代理人诉请付清报酬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日渐增多,说明了诉讼代理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感情基础普遍不牢固,合同存续的根基随时可能发生动摇。这与目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社会公众对于失信违约所遭受的惩戒认识不深刻,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薪酬待遇悬殊等怪现象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
    2、药店转由无资质的承包人经营的情况,据目前诉至法院的案件统计不算多,但事实上,相信类似情况常见诸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种现象的多见,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监督不力、各部门之间的联合执法流于形式不无关系。
    3、银行卡内存款被冒领的纠纷日益增多,一旦判赔,持卡人、银行都喊冤枉。但是,个别案件的败诉仍未能引起银行对银行卡取现安全保障工作的足够重视,不愿花大成本去更新相关配套技术支持以对抗社会上不法分子利用高端技术入侵银行的保密系统。此外,社会公众对银行卡的使用,一般关注更多的是便利、省事,但对保管银行卡以及保护密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银行卡保管不善造成银行卡被盗或遗失,又或者因使用银行卡不当招致密码泄露。正是这种掉以轻心、听之任之的态度,往往给伺机作案的不法分子提供了轻易窃取密码甚至银行卡的机会。
   (二)应对措施以及建议
    1、律师行业可以借助律师协会这一平台多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服务工作的特点、做事的方式方法,同时律师在签订代理合同后切忌坐拥钓鱼台的心态,仍需加强与委托人的沟通,争取获取委托人的高度信任。
    2、政府加大对药品经营各环节的管理力度,大力提倡遵法守约的社会公德,同时一旦发现违规、违法经营药品行业的行为应重锤出击,从严惩治。
    3、银行严把安全保障关,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对症下药,防患于未燃,同时还应加大正确使用银行卡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四、票据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审判特点
    近三年来,我市两级法院每年受理票据纠纷案件的数量基本稳定,增减幅度不大。如我院2008年、2009、2010年分别受理票据纠纷案件分别为30件、33件、19件。
    从整体来看,票据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涉案金额较大,案件处理结果影响当事人的重大经济利益。票据纠纷的涉案票据票面金额动辄三五万,少说也有五六千,六、七位数的金额也非罕见。
   (二)票据流转不规范,导致票据记载与实际持有情况不符。《票据法》规定,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依法举证,证明其票据权利。现实交易中,交易双方为图省事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往往并非按照票据法的规定,采取背书转让的方式流转票据,而是采取空白背书、一手付票一手交货的简易方式进行交易,从而造成持票人情况与票据的实际记载不符。如此情况下,票据一旦不能兑付或被他人恶意公示催告,必然产生纠纷。
   (三)票据追索权纠纷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两级法院审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大部分案由都是票据追索权纠纷,其次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只有个别案件属于票据损害赔偿纠纷或者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四)案件争议复杂化,审理周期较长,调撤率低。部分案件涉及经济犯罪,也有部分案件当事人反映涉案票据被盗后形成票据纠纷,但因公安机关暂未破案导致事实未能查清,当事人之间争执不断。该类案件审理难度较大,基层法院一审也一般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由于涉及当事人重大经济利益,案件事实又迟迟未浮出水面,所以法院主持的调解工作也难以有成效。就举我院为例,2008年至2010年受理的82件票据纠纷案件,最终调解结案的每年仅有1件,撤回上诉结案的也只有2009年的2件。除此外,其余77件票据纠纷案件均为判决结案。
   (五)案件判决率虽高,但二审发改率偏低。我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2008年审理的30件案件中,改判2件,发改率6.667%;2009年审理的32件二审案件中(外加1件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改判1件,发改率3.125%;2010年审理的19件案件中,改判2件,发改率10.526%。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市两级法院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处理标准以及裁判尺度比较一致。
    五、票据纠纷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实处理
   (一)若票据未提示付款,能否行使追索权问题
    依照《票据法》第4条的规定,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顺序权利,付款请求权实现之日即追索权消灭之时;追索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顺序权利,惟有在付款请求被拒绝或者法定情形出现时才可以行使。因此,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法院一般不予受理,除非有《票据法》第61条第二款和《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所列情形之一,即(1)票据被被拒绝承兑;(2)票据被拒绝付款;(3)汇票、支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后,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4)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5)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所以,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持票人以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为由起诉行使票据追索权的情况,我们的意见是:除有上述所列情形外,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持票人因超期提示付款已丧失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但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与其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提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之诉。
   (二)汇票、支票的持票人被拒绝付款后能否以行使付款请求权为由起诉付款人问题
    以支票为例:持票人根据《票据法》第16和17条的规定,即其以行使票据权利的方式诉请付款人承担债务。我们认为,根据《票据法》第81条的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在支票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付款人是受出票人委托向收款人或持票人付款的金融机构,其并未在票据上签章,因而并非票据债务人,其与票据权利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同理,上述意见也适用于汇票的情况。在持票人提示付款后,付款人已作出了拒绝付款的意思并出具退票通知书。根据《票据法》第61条及第93条的规定,持票人在付款人拒绝付款后取得对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但其并不享有直接请求付款人给付票据款项的诉权。持票人在被付款人拒绝付款后仍持汇票或者支票请求付款人支付票据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其起诉应予裁定驳回。
   (三)除权判决的撤销问题
    持票人提起票据纠纷之诉主张票据权利,但因讼争票据已由受理法院宣告无效,故在同一诉中申请增加撤销针对讼争票据的除权判决的诉讼请求。对于除权判决的撤销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第16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根据上述规定,持票人可以以除权判决申请人为被告,按票据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除权判决,人民法院对此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撤销除权判决诉讼审理的是程序性事项,即由人民法院审查除权判决是否存在撤销事由,该诉讼并不对票据引发的权利义务纠纷进行审理。票据追索权纠纷处理的则是票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如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是否享有合法的抗辩事由等等。在票据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要主张票据权利,必须先撤销除权判决以使票据恢复效力。在票据未最终复效的情况下,持有票据的人并不享有票据权利,其主张行使包括票据追索权在内的票据权利便缺乏基础。因此,利害关系人撤销除权判决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决定了其能否以票据当事人的身份主张票据权利。撤销除权判决诉讼与票据权利行使的诉讼属两个不同的诉讼,二者虽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但不宜一并审理。也就是说,持票人以票据纠纷起诉,同时又在同一诉中申请增加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请求的,除权判决的撤销诉求与票据纠纷诉讼不应一并审理,法院对该项诉求应不作审查并告知持票人可另案提起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鉴于讼争票据并未复效,持票人虽持有票据原件,但并非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故其起诉主张票据权利属主体不适格,对其起诉应予裁定驳回。
    六、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审理特点
    2008年以来,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类型较为单一,均为信用卡透支换款纠纷。
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欠款时间长。大部分信用卡纠纷案件到银行起诉时距当事人透支消费、取现的时间均较长,少则三四年,长则十多年。持卡人透支后,或者因未收到银行的催收通知,或者因经济困难等等原因,未能归还款项终致引起诉讼。
   (二)本金小利息多。信用卡纠纷案件总体上标的不大,涉及的金额少则数百元,最多几万元。而且其中本金相对很少,多数是因为透支消费后历时较长,产生了大量利息。如,有的案件的本金才300多元,而利息已达到数千元。
   (三)绝大部分为非恶意透支。从到庭当事人辩称的情况看,被告方绝大多数并非恶意透支,很多情况是因为透支后不记得还款,加上工作、电话变动,银行的催收通知难以实际到达,导致长期未归还透支款。
   (四)持卡人不到庭应诉的比例偏高。由于此类纠纷案情较为简单,且恶意透支少,能够应诉的被告相当一部分在收到起诉状后均能迅速凑款,争取银行撤诉或调解。但对于被告不到庭应诉的案件,只能公告送达并判决结案。目前被告方不到庭应诉的比例相对较高,如在三水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被告方不到庭应诉的约占此类案件的60%。致使信用卡纠纷案件出现两个极端:如果找到被告,多数会以撤诉、调解方式结案;如果找不到被告,就需公告送达并以判决方式结案,不仅审限长也给执行带来了一定困难。
   (五)上诉率非常低。由于前述原因,信用卡纠纷案件审理中有两种极端化处理结果,调撤或公告送达并下判。调撤的案件不涉及到上诉,公告送达的案件大多数也不会上诉。因此,总体上此类案件的上诉率很低。2009年我市辖区各基层法院受理信用卡纠纷案件合共911件,但我院该年却没有受理一起信用卡纠纷二审案件。
   (六)阶段性明显。信用卡纠纷案件在近两年出现爆发性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为适应整体上市的要求对相关的债务进行集中清理。这一阶段结束后,相关案件的数量应该会有一个回落。但不排除在以后某个特殊时段,银行基于其他需要再次集中进行清理,从而引发该类型案件数量的激增。
    七、信用卡纠纷案件的法律问题及实务处理
   (一)复利是否支持问题
    我们的意见倾向不支持复利。因为:根据1996年4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信用卡透支利息,自签单日或银行记帐日起15日内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超过15日按日息万分之十计算,超过30日或透支金额超过规定限额的,按日息万分之十五计算。透支计算不分段,按最后期限或最高透支额的最高利率档次计息”的规定,在银行已主张按上述标准计算利息后,不应再主张复利。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1月29日作了《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该批复的内容为:“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2)298号《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作了规定,应当按该办法规定的方法计算。该办法对透支利率的规定已含有惩罚性质。所以,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
    但是,《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及《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现已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引用的是已废止的规定,应重新版本新的司法解释。且,对于持卡人在银行起诉前已部分归还欠款的情况,银行此前已收取的款项如何扣减已计算的复利很难计算。尤其目前银行的本息都由电脑自动生成,未就利息及复利作相关设定,实践中操作很困难。对于此问题,我们建议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尽早协调统一。
   (二)滞纳金是否支持问题
    目前对于是否支持滞纳金仍存在争议。考虑到此类纠纷中大多数被告主观并无恶意,多是客观原因导致长期未能还款,若在诉讼时支持高额滞纳金略嫌有失公平,故部分法院对滞纳金请求未予支持。如南海法院在2009年判决结案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中,支持银行主张的本金及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的利息,但驳回银行对其他复利及滞纳金的主张。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更公平合理。
   (三)诉讼时效问题
    现在各银行的信用卡以贷记卡为主,其在领用协议和信用卡章程中,都规定最长有50日的免息划款期,但未规定确切的还款时间。诉讼时效的起算是从银行起诉之日起计算,还是从银行向持卡人或保证人发出催款通知书起算呢?
    我们的意见是:信用卡既然无约定还款时间,则持卡人可以随时归还,即使迟归还,也只是需要承担透支利息、滞纳金等等,因此诉讼时效还是应当从银行起诉之日起计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院两级法院审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中,银行胜诉案件所占比例非常高。
   (四)银行增加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担保人是否应对增加信用额度导致持卡人欠款增加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实践中,只要持卡人正常使用信用卡一段时间或达到消费达到某一额度,银行会在对账单或以短信、电话的方式告知持卡人信用额度的提升,但是对于保证人而言,银行却未尽到通知的义务。则银行起诉的时候,如果持卡人欠款本金的数额超过开卡时约定的额度,则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应如何界定?持卡人在合理范围内透支的,我们的意见倾向要求担保人一并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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